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2)

中国共产党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不仅仅应战备需要为鹄，还增加了调整工业布局和长远建设的双重考虑。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因此如果发生战争三线建设就可以诱敌深入歼灭，如果不发生战争，三线建设就是长远建设。《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指出：“从长远来说，把三线建设起来，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布局，就既可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又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8]周恩来对此有过比较全面和深刻的阐述：“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当然，这两个东西如果发生矛盾，要先照顾备战，但是长期总不能取消，要相互结合。你不打，我东西生产一点，总是有用。另一方面，长期还要继续进行。”“搞小三线，要看长远规划，十五年要全国搞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9]因此三线建设不仅有国防安全的直接目标，也有调整工业布局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是从全国整个战略布局综合考虑的。

（二）两次工业内迁的组织者都是政府当局，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强的组织性和使命感。工厂搬迁是一项涉及广泛，极其复杂的巨大工程，必须依赖于政府的科学规划、全面统筹和有效组织，来保证迁移的顺利和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令人惋惜的是国民政府在搬迁过程中的表现是不尽人意的，其过程是被动、仓促和紧张的，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一是反应迟缓。早在全面抗战之前，民间就有呼吁工厂内迁的声音，“战时人民生活资料、战地给养，不致感受缺乏，而固有的一点新式工业，不致完全破坏”[10]。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也曾计划将部分的设备迁到南京浦口之间，以防“沪厂被毁，尚留有京厂可资生产”，但未预料战争的到来如此迅速，七七事变爆发后，余于7月14日致函国民政府：“呈请政府协助内迁”[11]。随即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300余家工厂和10余万员工要求国民政府组织工厂搬迁。在社会各方的呼吁下，国民政府军委会终于1937年7月22日成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开始研究内迁事宜，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正式作出内迁民营工厂的决议。具体搬迁事宜的部署工作尚未展开，8月13日日本就发动淞沪战争，15日大举轰炸，工厂拆迁的工作便是在这炮火中进行的，其损失严重伤亡惨烈不言而喻。未迁出的工厂被日本毁坏或变卖。

二是缺乏具有前瞻性周密的规划。刚开始国民政府规定“迁移目的地为武昌”[12]，时任国民党行政院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林继庸也曾回忆说当时“尚以为武汉还是比较安全的”[13]。国民政府对局势的严峻性和抗战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既把希望寄托于英美的调停，又认不清日军的实力，认为武汉距离前线较远，故以为安全，错误地将武汉选择为战略后方。可是国民政府也没有为工厂迁入武汉作出妥善的安排，很多工厂因各种原因根本无法在武汉立足复工。当时有识之士提出“武汉并非乐土”，应该继续迁移，但“工厂迁移武汉系根据政府定案”[14]，无法改变。军委会第四部也曾拟定过“迁移各类工厂厂址分配表”，将“武汉区”“株洲区”“西安区”“四川区”暂时划分为工厂迁入的主要区域，但因“限于长江轮船运输之困难，所有各工厂不迁往四川区内”[15]。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节节败退，很快南京失守，武汉局势日益紧张，后方转眼变成前线，工厂再次拆迁迫在眉睫，迁至武汉的工厂又继续拆迁转移。以上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具有前瞻性而又周密的规划，后方的迁移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造成了很多工厂的二次搬迁，甚至三次搬迁，劳民伤财，“大批的物资损失，数量之大，实无法估量”[16]。

三是组织不力。内迁工作是国民政府在节节战败的紧急情况下临时作出的决定，既没有周密的规划，各方面的条件也并未准备充足，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国民政府不得不频繁更换组织机关。先是1937年8月成立迁移监督委员会，很快又成立中央迁厂建设委员会。由于内迁工厂数量的激增，原有机关无法正常运转，国民政府只能在9月下旬又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11月14日，工矿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及第四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等机关各派代表联合组成隶属于工矿委员会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开始全面负责内迁工作。1938年1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初期国民政府对于内迁工作没有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负责工厂内迁的部门众多，各部门职责不明确，相互掣肘，“工厂内迁一时呈无政府状态”[17]，严重影响内迁的有效进行。监督委员会只负责提案内注明的一些工厂，对其他行业则无法决定，而是由各负责的部门决定，如教育部负责文化印刷业的搬迁，交通部负责造船业的搬迁，被服组负责呢绒厂的搬迁，军需署负责食品业的搬迁。但这些具体负责的部门并未履行职责，如教育部拖延至9月份才着手准备搬迁事宜，林继庸在报告中也曾批评过教育部的搬迁工作“既无主意又不肯负责”[18]。交通组对造船业迁厂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最后只迁出三北造船厂的一个机器制造部门。被服部对内迁工作更是毫无作为，最终导致上海呢绒厂无一家迁出。

文章来源：《东南国防医药》 网址: http://www.dngfyyzz.cn/qikandaodu/2021/0428/6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