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3)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有效组织内迁工作，各部门各行其是相互扯皮拖延，冒着炮火的工厂搬迁始终带着悲剧色彩。上海共迁出146家工厂，只占当时上海5000多家工厂的极少数，毁于战火的高达2375家，被日侵占203家。除了上海与武汉迁出三百余家工厂外，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济南、郑州、许昌、太原等地各迁出了少数几家，青岛、河北、广州等地几乎连一家也未迁出。[19]

而对于三线建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实而有力的指导。

一是决策及时。二战初期，德国假装高举“德苏友好”的牌子，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却不宣而战向苏联发动大规模的突袭，苏联在西部和南部遭受巨大的损失，只能紧急动员进行疏散和搬迁。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搬迁了1523个工业企业，虽然初期未建立巩固的后方遭受损失，但后来的积极搬迁最终为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形势进行及时的判断，又善于吸取苏联工业在卫国战争初期未能及时搬家的教训，从国内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敌人的突然袭击进行积极的备战工作，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

二是科学规划。按照毛泽东关于“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的指示，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在规划安排三线建设的同时，有计划地从一线地区搬迁一部分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到三线地区，动员和组织一线地区大力支援三线建设。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搬迁工作会议，明确搬迁工作的原则。军工厂和配套厂首先搬迁，短缺产品工厂优先搬迁，基础工业骨干和配套厂尽可能搬迁。按照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国家计委对1965年和“三五”“四五”和“五五”期间的建设项目、规模和投资分别做了安排。有关产业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和综合规划，提出了三线地区建设项目布局的总体方案，逐步实施。

三是组织高效。三线建设实行“中央、西南与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和建设项目现场指挥部三级分权管理的组织方式”[20]。国家经委负责审查工业交通系统的企业和设计单位的搬迁计划。国防工业系统的企业和设计单位、教学研究单位、大专院校的搬迁计划，分别由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文教办公室负责现行审查，送国家经委统一安排后，再报请中央审批。国家计委负责审定搬迁项目中的扩建计划和嵌入地点。搬迁计划的组织执行，由有关各“口”分别负责，国家经委负责抓总。具体工作由国家经委、计委、科委、国防工办、文教办公室负责。[21]在中央成立三线建设委员会，全面加强和领导三线建设工作，成立“小计委”对三线建设进行具体规划，并成立全国基本建设委员会，负责大、小三线建设的具体实施工作。在三线地区分别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在一些重大项目上，成立工作小组和指挥部，如三线建设支援和检查小组、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筹备小组、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指挥部、西北航空工业建设领导小组等，负责具体实施项目建设。在地方，三线地区的有关省和自治区以及建设项目较多的市、地、县都成立了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这样的组织方式将中央的集中领导与各部门、各地方和各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协作配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三线建设作为当时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经常讨论一些重大项目的规划与布局的问题，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等多次到重点工程视察并作重要指示。[22]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指挥和精心组织下，三线建设在执行的过程中效率“惊人”，仅1965年就完成全部搬迁计划的40%以上，当年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占在建项目的近40%。

对于工厂搬迁这样庞大的工程，必然要求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与各执行部门的共同协作，与国民政府各部门相互推诿扯皮的景象相比，中共应用强大的动员能力有效组织了工厂的搬迁，科学规划、安排细致、分工明确，基本完成了预定目标，初步建成了巩固的后方基地。时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程子华曾经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例这样说道：“根据统一计划、统一步骤、分工负责、联合作战的原则……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是不坐机关，不靠文件往来，大家都到现场，就地探究解决问题。这就解决了以往三足鼎立和各部门互相推诿、扯皮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23]

文章来源：《东南国防医药》 网址: http://www.dngfyyzz.cn/qikandaodu/2021/0428/6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