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漂泊者在路上(4)

其实我更欣赏的是萧乾的讽刺艺术。在40年代后期发表的《红毛长谈》系列杂文中，萧乾出色地表现出了这一特点。

萧乾是1946年国共重开战的时候到达上海的。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最大愿望只是：停止内战，不要再打下去了。此时，一方面，他反内战；另一方面，回到上海，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专制，非人道、非民主，使他愤慨。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他在《大公报》上开始发表专栏文章：《红毛长谈》。

萧乾致李辉信札释文：李辉：凌淑华在三十年代是与冰心、丁玲齐名的女作家，一直侨居英国。这次我去英国，因忙没能去拜访，只在大使馆招待会上见了一面，她现在来一信（附上）：①谈了近况；②明春拟回国；③对国内很有感情；④对侨居国外很苦恼。你看，可否由你写一短文（信可引用），主要说明：①海外的中国人（尤其老年人）多盼能落叶归根，在国外并不舒服；②国内接待机关（如北大）是否在电话、浴室（在国外是起码生活条件）问题上，妥善安排一下。否则，一个八十好几的老人如何解决？信用后请退回。祝好！萧乾。1984年11月28日。（《论丛》上的文章已拜读了，很好）

萧乾致李辉信札释文：李辉：谢谢来信。近作及有关《尤利西斯》资料，我们正在冲刺中，决定明年初先交一部分，明年把全书译完。你写我的那本书居然在国内能再版，很不容易。不知这回你可否赠给中央文史馆及文学馆各一册？如书少，我就托你代购也好。但也要你签名。你们二位都未为下海之风所动，甚慰。匆问。近好，并祝新年快乐。萧乾。1993年12月27日。

萧乾心底笼罩着特务统治的阴影，他不愿剑拔弩张式地大声疾呼。他有天生的讽刺幽默感，英国七年，那个以幽默而著称的民族，也深深影响了他。他决定用一种独特的幽默方式，来讽刺批判他所憎恶的现状。萧乾不署本名，伪托“塔塔木林”，以半文半白似通非通的文字，虚拟一位洋人对中国现实的观感。他采用“塔塔夫妇”漫游中国的方式，时空交叉，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焦虑、愤慨。一次在给我的信中，萧乾这样谈到当时的写作情况：“刚到上海时，想试写个专栏，想用洋人半文半白、似通非通的中文写。一则可隐身份，二则本身带点滑稽。当时处于‘迷茫’时期，但刚出去七年，回来见上海的特务统治，深恶痛绝。另外，当时一心只反内战，并无阶级观点。只求不打仗。三则初到上海，看到许多不顺眼事物，乃以乌托邦形式来抒写自己理想的中国，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而已。”

通篇运用反笔进行讽刺，这是萧乾的讽刺才能最为突出的特色。在30年代，萧乾曾创作过《鹏程》这样的讽刺小说，采用正面揶揄、嘲弄的笔调，刻画主人公卑劣的阴暗心理，是一幅夸张的漫画式形象。《红毛长谈》中则采用大量反笔，以“伟大”写卑微；以庄重写滑稽；以光明写黑暗。

四

青年时代南北漂泊、二战期间欧美穿梭、反右之后下放农场……萧乾的前半生几乎一直处在流动状态。这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尽管潜意识里更喜欢漂泊，喜欢新鲜生活的刺激，但在中年之后，他对家的向往、对生活环境平静而稳定的期望，显然更为重要。

在经历了“文革”初期暴风雨的冲击和磨难之后，在自杀未成重又开始生活之后，萧乾没有想到当历史走到60年代末的时候，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又要开始一次新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漂泊：他们都将走向远离家门的五七干校。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是继批斗之后的又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风。萧乾和全家离开了北京，到数千里之外的湖北咸宁农村劳动。

与60年代初的离京不同，此次，他与北京的情感维系彻底扯断了，妻子和孩子们将和他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求得生存。

家在何处？一生漂泊的萧乾，对“家”似乎一直有着至为深沉的眷恋。如今，北京的家已经化为乌有，而在“五七干校”这种半军事化性质的环境里，家的概念早已有了新的奇特的内涵。惟一感到安慰的，是妻子儿女和他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片田野上。

“文革”结束后不久，萧乾说他要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说这话时他年近古稀。他开始翻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剧本。易卜生是他自少年起就钦仰的作家，他曾将易卜生的“最孤独的是坚强的”这句话抄录贴在墙上，作为少年心目中的英雄格言。半个世纪过去了，他重又拿起易卜生的作品，就像巴金在“文革”中偷偷翻译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一样，萧乾译《培尔·金特》，也是在抚摸“文革”留在自己心中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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