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漂泊者在路上(5)

《痕迹》内文之三（《警察先生》）

在翻译《培尔·金特》过程中，萧乾得知患了肾结石。他躺在手术台上，平静得如同夏日凉阴下小憩。手术前，医院曾要文洁若在开列着可能遇到的五种死亡的单子上签字。她有些紧张，萧乾却坦然得像另一个人，一个从不知胆怯、威胁的人。在死亡的门槛前他曾徘徊过，如今，劫乱不死，对于他，一切死亡的威胁都变得毫无意义。他说他很知足，终于看到了“歹徒”们的灭亡！

结石取出来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尿道不通，他只好带上一根肾管。几个月后，又动一次大手术，将左肾摘掉，他将靠仅剩的另一个肾生活下去。就在靠肾管生存的时期里，萧乾译完了《培尔·金特》。劫后余生里最初的创造！

《培尔·金特》的翻译成功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艺术家们，将它搬上了舞台。坐在台下，萧乾激动地欣赏着渗透着自己情感的这一出易卜生名剧。他希望周围的观众，能和他一样，从舞台上一幕幕精彩的场面中感受到对人生、对“文革”的反思。

沉寂二十余载的萧乾，终于重新为人熟知。他自嘲为“出土文物”，但这“文物”绝非如一潭死水，只是沉淀着旧日的陈迹。他仍有青年时代同样的生命力，有它，他就不会衰老。他会像巴金在信中所告诫的那样，不再无谓地虚掷时光，而要用新的创造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他的又一个创作高峰，就这样奇迹般地在年逾古稀之后来到了！在1979年到1998年，他写出了百万余字的散文、回忆录，出版了二十多种著作。进入90年代后，年逾八旬的他，又和文洁若一起合作翻译乔依斯的巨著《尤里西斯》，这被认为是近年来翻译界的一大壮举。可以说，在同辈的幸存作家中，他的写作数量和质量是惊人的。贯串这些作品的是他对自己人生的认真思索。他愿意用文字向世人坦露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迹，让后人认识20世纪一颗真诚的灵魂。

于是，一个崭新的萧乾在劫乱后出现了！他不像青年时那么单纯和浪漫，也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猥琐如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更不像“文革”中的沉默。他有真诚的爱，便有了真诚的呼唤和坦然的勇气，他和好朋友巴金、冰心一样，灵魂经历洗涤之后更加纯净。他鄙视虚假情感，他赞美说真话，也力争自己说真话。这真话中，有对一切非人道的历史的鞭挞，有对民主、自由、法制的颂扬。

1988年7月，萧乾走进北京图书馆的展览大厅，参加“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的开幕式，以《能爱才能恨》为题，表述他对老大姐的颂扬。“能爱才能恨”，萧乾概括冰心劫后余生中的新创作。其实，这也是在评说他自己：

知识分子不只是闭门埋头搞自己的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在这一点上，八十年代的冰心大姐，还有巴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光辉代表。尽管她年奔九十，腿脚也不利落了，然而她不甘心躺在自己已有的荣誉上。不，她的笔片刻也没停过……这就是说，她不写那种不疼不痒的文章。她的文章照例不长，可篇篇有分量。在为民请命、在干预生活上，她豁得出去……老年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冰心大姐这样敢于讲点不中听的话的作家，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她永远不老，她那支笔也永远不老，因为她的心紧紧贴着人民大众。

大厅里，人们静静地聆听着这位老人发自肺腑的声音。他站立在麦克风前，声调低沉舒缓，且带点颤抖。不是因为衰老，而是由于难以抑制的心底激动。

被打成“右派”时，在“五七干校”忍辱负重时，他从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更不可能想象，有一天会在堂皇的大厅里，这样坦然而慷慨地讲话。他把这看作是时代的赐予，看作祖国步入改革开放年代后必然出现的景象。只有像他这样经历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人，对人生有所追求、有所认识的人，才能将这些话深深体味。

萧乾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病房成了他最后的家，他也真的把那里当成了家。在那里阅读，在那里写作。病榻四周，又像家里的书房一样，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纸条。他还是习惯把随时想到的东西，顺手写在纸条上，然后再找机会串联成文。就在病房里，他又写了许多精彩短章。

1998年年底，在展望新世纪时，老人这样说：“即将迎来21世纪。我对我们这个民族满怀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充分吸取往昔的教训。我衷心预祝未来的中国不但富强，而且也是一个自由、文明、合理、公正，一个畅所欲言、各尽其能的国家。”年轻时的梦想，至老还是那么执著和美丽。

文章来源：《东南国防医药》 网址: http://www.dngfyyzz.cn/qikandaodu/2021/0128/3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