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东南海舶建造与管理制度刍议*(4)

明代南京存在宝船厂和龙江造船厂两个船厂，学界已达成共识，有关考古报告也认为发现了宝船厂遗址。 明代南京有几个造船厂，学界至今未有定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认为明代南京主要有造船厂和拨船厂、黄船厂、龙江造船厂、宝船厂，并通过对《南船纪》《船政》《龙江船厂志》《船政新书》等文献的详细梳理，勾勒出了南京造船厂之间的隶属关系。[3]

2.依据船政书籍和方志，结合南京地区的地理变迁，认为明代南京有四大官船厂：龙江船厂(黄船厂)、宝船厂、快船厂、马船厂，并整理出这四大船厂在明代的变迁沿革。[5]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的研究方法，仅凭船政书籍无法断定明代南京船厂的数目和位置，需同时参考明代其他志书，并考虑到建制沿革和地理变迁。但其将龙江造船厂与黄船认同为一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待商榷。第二种观点依据的是刊于明末天启三年(1623年)的《南京都察院志》，该书卷二十二《西城职掌·舆地》上明确记载黄船厂在誉字铺，作者认为全书未明确出现“龙江船厂”四字。而该书同处指出龙江提举司在州字铺， 龙江提举司是龙江船厂在官方文书上的正式称呼。《南京都察院志》卷二十五《厂卫建置》指出：“设造船厂管修造，拨船厂管差拨，黄船厂管黄船事务，各设把总一员” ，且在该处有黄船厂的历史沿革。黄船造修属工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船政改革，黄船厂事务在四十个卫所内挑选贤能者代管。成书于万历年间的《船政新书》明确记载：“照得船政，设三厂把总，岁终，会同科道举幼，盖所以专事权而示激励也。然黄船厂专管黄船是矣。” 《龙江船厂志》不仅记载南京工部修造黄船的文书和管辖黄船的数量、分配情况，同时也记载修造战船的文书和战船的数量、分配情况，建造船只种类较多。因此黄船厂不能与龙江船厂混为一谈。

因中国古代的船只均采用木材制造，因此古船的使用年限不会很长。按照建造材料的不同，明代官方对船只的维修和改造有明确的年限规定。天顺二年(1458年)规定：卫河、通州、淮安船厂修造船只，松木两年小修，三年大修，五年改造；杉木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改造。 海船一年小修，十五年改造。战巡船五年大修，十年改造。

明代官办造船厂的船户身份世袭。以龙江造船厂为例，洪武、永乐年间，征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滨江府、县居民四百余户，至南京造船。船户户籍被编入提举司，按明代城市居民的坊厢编制，按照专业分工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出艌匠；四厢出棕蓬匠。” 每厢分为十甲，挑选人力较优者充当甲长，甲长统领十户，“每厢轮长一人，在厂给役”，每个季度更替一次。四厢船户只听工部差遣，其他衙门不得擅自差拨。后为仪真厂等扰，龙江船厂不得不加以申明。 历时已久，船户都失去了以前从事的职业，且人丁增减不齐。至嘉靖二十年(1541年)，剩余船户为245户，而每户的男丁多寡悬殊，如以户为单位服徭役，贫者不堪重负，流亡者众多。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剩下的船户不及两百户。且这不到两百户的船匠除了完成造船厂本身的徭役，还不时被抽调去服其他徭役。龙江船厂也无固定佃户，提举司每年征召麻油人户。每遇龙江船厂起船、出船、车水、作壩等事务，事毕即散，不得“数召久羁”，妨碍农事。

明代中后期，船政积弊日深，明朝廷加强了对船只修造的管理，派遣官员专门负责督造。龙江造船厂在造修船只的验收方面，为了试图改变旧例工匠酗酒生事、故意损坏物料和工作草率的积弊，杜绝以往由工匠说了算的“唱报”现象，而由南京兵部直接派人验收造修船只。从弘治二年(1489年)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共有十二位官员到任负责督造。弘治年间到任的司马尧、王镮为隶属于工部的都水司官员，其余包括撰写《南船纪》的沈啓和撰写《龙江船厂志》的李昭祥在内的七位进士和三位举人，可见明朝廷对船舶质量的严格把关。

(二)卫所造船及管理制度

明初，沿海地区被划分为福建、浙江、广东、南直隶、山东、辽东、鸭绿江等七大海防区，浙、闽、粤为重点设防区。明代海防制度以卫所制为基础，以沿海各卫所为核心，守御千户所为辅，再以水寨、营、烽堠等为其前进基地。仅浙江沿海就设有卫所城59所，广东都司设11卫13所，后期扩充至15卫52所。[6]明初主要的海船建造基地，以浙江、福建沿海卫所的造船厂为主。洪武年间在南京设江淮、济川两处卫所，作为南京地区航运总务部门和船舶建造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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