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东南海舶建造与管理制度刍议*(5)

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廷以大量海舶从南向北运输军饷，海运船只主要由江西、湖广、浙江等地卫所的兵士负责建造。卫所所造海舶大部分用于海防。设于福州的南台造船厂最初主要由左、中、右三卫的卫所指挥与水寨把总，率领军匠和当地船匠建造战船。负责的官员主要是工部在船厂设置的营造提举司的七品官员，其下属“帮工指挥”和“匠头”。都指挥、水寨把总和提举共同负责船只的建造、管理和督查。南台船厂生产的楼船船身高大巍峨，共分四层。其生产的战船还包括官舩、多鲁快船、哨船。南台船厂不仅为福州地区建造战船，也负责建造了很多不属于福州卫的战船。永乐元年(1403年)，南台船厂与福建漳州、泉州等地的船厂负责建造了137只海船。 景泰年间，南台船厂被镇守监丞戴细宝改称五水寨造船厂，各分厂的位置在旧地不变。

卫所对于战船的建造和修订，有严格的标准。以宁波观海卫为例，其战船建造制定有《造船则例》和《修船则例》。《造船则例》对五百料、四百料、二百料官船，八橹哨船、风快尖哨船等船身的尺寸、造价都有明确规定。以四百料战船为例，旧额规定船身长九丈四尺，深九尺四寸，梁头阔一丈九尺五寸，上面梁头一丈六尺五寸，底厚一尺二寸，内一十八仓，连筏缴等项费用共白银四百八十两，后裁至四百二十两。 《修船则例》则规定：“船只贡具建造完毕后，两年至五年间，若有损动，轻修，官船军官呈报，把总官验实，按照规定由负责驾驶的旗军兵士负责船料，令出海指挥管督于八、九、十月，在本港停靠涂修，验收完毕，轮交下班官军，如未修完，不许督回。至六年而损坏的船只，例行应该重修者，报明把总。把总官同出海官验实，准于本港修理。按照造船事例，一行合干上司，知会该官。掌印官选择委托官员从公估计，回报。卫所用印信文书，依照造船事例施行。” 五百料、四百料、二百料官船，八橹哨船分别在二十个月、十个月、八个月、五个月内完成。对战船的“料价”也有详细的规定：“民六料银四百一十一两五钱两分零，分派五县征解。 ”同时维修战船的另一个经济来源则是浙省所征的渔税银、船钞商税等。嘉靖八年(1529年)支用北新关商税修缮各卫所快船。

有关明初沿海卫所的海防军船数额，从明代的记载来看存在巨大的争议。《明会典》载：“沿海卫所，每千户所设备倭船十只。每一百户备倭船一只。每一卫五所共船五十只。每船旗军一百名。春夏出哨，秋回守。月支行粮四斗。船有亏折，有司补造。损者军自修理。” 郑若曾撰《筹海图编》，沿用《明会典》的记载。至万历年间，王在晋修《海防纂要》认为上述算法，推算出的数目过大，将《明会典》的记载改为“每所船五只，每船军百名”。 明代沿海卫所分布极广，不能仅依靠成文的《明会典》记载去推算军船数额，应考虑到地域差别，不同卫所情况差异极大。[7](P6)天顺以后，东南沿海承平日久，明朝廷逐渐放松了海上防卫。到了嘉靖初年，沿海卫所水军数量明显减少，战船破损严重，倭患再起。 东南沿海不得不广泛征调民船充实海防。

二、海禁政策下民间造船业的发展

明朝对民间造船和航海事业的管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终明一代，厉行海禁。洪武初年，朱元璋即颁布诏令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片板不得下海” 。永乐年间，明成祖举全国之力筹备郑和下西洋的宏大官方航海事业，对民间航海依旧遵循洪武旧制，对揽造违反规定的二桅以上大船，私通外国贸易者处以重刑。

郑和下西洋之后，官办造船业逐步衰落，私营造船业逐渐发展起来。明代中叶，太仓、崇明、常熟、江阴、通州、泰州等地大户多自造双桅沙船十数只，小产则数家合伙备造。[8](P26)这些船只中有很多用于私人海外贸易。漳州“龙溪、高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依为利” 。王直用作中日贸易的巨舰，“方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木为城，设楼槽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 。这一时期，官府实际上已无力阻止东南沿海私造船只出洋贸易的潮流。至隆庆年间，明朝廷才允许民间商船持官方船引自月港一口出海，不许外国商船进入月港贸易，史称“隆庆开海”。

自嘉靖年间起，明朝官方的海防船只已腐朽不堪。卫所制逐步为募兵制所取代，东南沿海普遍征调民船充实海防，先是收买福船，后又收买广船。负责抵御倭寇的朱纨向朝廷上奏，建议没收民间违式海船充实海防。东莞的乌尾船以铁力木打造，长十丈，宽三丈多，坚固无比，至少可用五十年，是攻打佛郎机的有力武器。将查处的乌尾大船，加价收买，安置在福建浯屿两艘，浙江亦买两三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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