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所见西周王朝经略南国考(4)

（二）实施监国政策和南国“分器”举措来加强对南国地区诸侯国的管控及笼络。

1.监察制度。

豫南鄂北地域内出土有几件与周王朝监察制度有关的铭文铜器：

其一，1981年，南阳市郊委砖瓦厂墓葬出土仲爯父器3件，其中2件簋的铭文为：“仲偁父太宰南申厥 作其皇祖考 (夷)王、监伯尊簋，用享用孝，用锡眉寿，纯佑康和，万年无疆，子=孙=永保用享。”[20]“夷王、监伯”即仲偁父的祖、父两代。夷王，周夷王燮；监伯，夷王之子、厉王的兄弟。因此，仲偁父当为周宣王的从兄弟行，[21]而“监伯”应与西周王朝实行的监国制度有关。仲偁父的父亲监伯或许担任过周王朝的监察史一类的官职。

其二，2013年，随州叶家山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中，西周早期墓葬M107中出土1件簋，其铭文释文为：“（）监作尊簋。”[22]“”字，简报作者释读为“ ”，未做解释。[22]另有人以为，“ ”为“仆”之异构，可读为“濮”，即濮国，西周早期的濮国在周之南国，与曾国、楚国及蛮氏邻近。濮监簋是因赗赙或者馈赠的缘故出土于叶家山M107中，说明西周初期，濮国确实是周人所分封的国家之一。[23]“ ”字的具体含义待议，但“ 监”可以确定是职官名，与周王朝的监察制度有关。

除此之外，还有与应国有关的两件铭文器物也涉及了西周王朝的监察制度。传世器有一件西周早期的应监鼎，其铭文释文为：“应监作旅。”（《集成》1975）另外，1958年江西余干县出土一件应监甗，其铭文释文为：“应监作宝尊彝。”（《集成》883）两器时代皆为西周早期，但可能并非同一人，鼎的年代稍晚，应监鼎的监官有可能是应监甗中监官的下一代继任者。[18]目前学界在铭文理解上存在的主要分歧是周王朝设“应监”是为监督应侯（应国）还是为监督殷民。①参见郭沫若：《释应监甗》，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耿铁华：《应监甗考释》，载《东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学勤：《应监甗新说》，载《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1期；何光岳：《应国略考》，载《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162—163页；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8页；徐锡台：《应、申、邓、柞等国铜器铭文考释》，载《容庚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刘正：《江西所出应国铜器铭文研究》，载《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徐中舒：《先秦史十讲》，中华书局，2009年，第81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I》，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337—338页；田率：《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载《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但不管“应监”具体含义如何，此二器与周初实施监察（监国）制度有关则无异议。

仅就与豫南鄂北地区相关的铭文材料看，其时西周王朝已经实施了比较成熟完备、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这一区域内诸侯国已经被纳入到了这个监察体系内是可以肯定的。

2.南国“分器”举措。

豫南鄂北地区所发掘西周早期墓葬中，常出土有族徽铜器，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如随州、②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载《文物》2011年1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省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载《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42—249页。信阳、[24]驻马店、[25]平顶山，③参见平顶山市文管会、张肇武：《河南平顶山市出土西周应国铜器》，载《文物》1984年1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I》，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381页。许昌，[26]周口[27](p90，209，215-221)等地区均有出土，笔者不再一一赘述，仅以叶家山西周早期墓葬为例进行说明。叶家山墓地不同的墓葬中，出现有数量多达19种的族徽铭文。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比较复杂的文化、政治、军事背景。但学者们多认为这是周灭商“分器”的结果。[28](p242)豫南鄂北地区出土这种类型的族徽铜器的数量和种类都较多，说明这一地区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王朝对这一地区的重视。

（三）采取种种军事措施对南国进行严密管控。

文章来源：《东南国防医药》 网址: http://www.dngfyyzz.cn/qikandaodu/2021/0128/3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