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所见西周王朝经略南国考(9)

[15]黄凤春，胡刚，等.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J].考古，2014，（7）.

[16]李韵.随州又现曾侯墓明确身份的曾侯又增两位[N].光明日报，2019-08-07（9）.

[17]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8]田率.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J].江汉考古，2015，（1）.

[19]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0]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J].中原文物，1984，（4）.

[21]李学勤.论仲爯父簠与申国[J].中原文物，1984，（4）.

[2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6，（3）.

[23]黄锦前.叶家山M107所出濮监簋及相关问题[J].四川文物，2017，（2）.

[24]信阳地区文管会，信阳县文管会.河南信阳县浉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铜器群[J].考古，1989，（1）.

[2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河南上蔡出土的一批铜器[J].文物参考资料，1957，（11）.

[26]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襄县西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7，（8）.

[2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2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29]杜勇.安州六器与麦氏四器年代考辩[J].管子学刊，2001，（4）.

[30]李学勤.中方鼎与周易[A].《文物研究》编辑部.文物研究：第6辑[C].合肥：黄山书社，1990.

[31]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32]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A]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华书局编辑部.古文字研究：第2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1.

[33]李学勤，李伯谦，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J].文物，2011，（11）.

[34]黄益飞.金文所见“ ”与西周政治统治[J].考古，2016，（9）.

[35]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J].江汉考古，1983，（3）.

[3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的发掘[J].华夏考古，1992，（3）.

[37]周亚，马金洪，等.应侯簋[A].首阳斋.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8]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发现与曾国地域[J].文物，2008，（2）.

[39]徐少华.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J].考古与文物，1994，（2）.

[40]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贵族墓地M5、M6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20，（1）.

[41]杜勇.新出金文与鄂国史地问题考辨[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42]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9、M20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9，（4）.

[43]王儒林.河南桐柏发现周代铜器[J].考古，1965，（7）.

[44]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桐柏县文管办.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97，（4）.

[45]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贵族墓地M1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9，（4）.

[4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7]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西周王朝的南国，泛指西周王朝疆域中心以南的全部疆土。[1](p146)豫南鄂北地区为紧密相邻的两个区域，西周时期这一地区属于南国范畴，不属于周人之国土，大体上可以被认为是西周王国的附属区，是西周早期周王朝经营的重点之一。[2]根据传世文献可知，西周王朝在南国地区内建立了大量政权。如，《左传·昭公九年》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3](p1450)《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4](p46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豫南鄂北地区先后出土了大量铭文，可以作为周王朝经营南国史实的佐证和补充。但目前学界对这些铭文的研究，或是进行最基础的文字考释及铭文疏证；或是对铭文中的人物身份进行考订，对有铭铜器的国别和年代进行甄别，对出土铭文的墓葬的年代和族属进行判定；①如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载《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韩维龙、张志清：《长子口墓的时代特征及墓主》，载《考古》2000年第9期；李学勤：《长子、中子与别子》，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杨肇清：《长国考》，载《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载《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载《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杨升南：《商代的长族——兼说鹿邑“长子口”大墓的墓主》，载《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王恩田：《鹿邑微子墓补证：兼释相侯与子口寻（腯）》，载《中原文物》2006年第6期；尹夏清、尹盛平：《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墓主研究综述》，载《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吴婉莉：《记新发现的几件西周铜器》，载《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4期。或是按照现有行政区域或者一定的时代范围进行铭文的分区、分域、断代研究；①如徐世权：《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的国名考察》，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申青云：《河南出土战国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刘秋瑞：《河南所出战国文字辑考》，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詹金明：《豫南地区出土商周方国铜器铭文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孙丽君：《汉水流域出土春秋方国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马超：《春秋时期淮上方国金文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或是围绕某个诸侯国进行专案研究；②如徐少华：《吕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疑》，载《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王蕴智、陈淑娟：《应国有铭青铜器的初步考察》，载《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金荣权：《周代番国青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论考》，载《华夏考古》2014年第2期。或是对铭文中涉及的相关国家的起源、族姓、地望、文化、历史地理变迁等问题进行研究解析；③如李学勤：《论仲偁父簠与申国》，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徐少华：《周代南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金荣权：《养国青铜器与养国历史考察》，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2期；赵燕姣、谢伟峰：《仲爯父簋铭与申国迁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期；徐少华：《“平王走(奔)西申”及相关史地考论》，载《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对出土铭文所反映的周王朝经略南国政策方面的探讨虽然也有，④如徐少华：《周代南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周书灿：《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但整体上看则较少，且还存在着因发表年代较早而未能完全吸纳后出土考古资料的缺憾，所以关于这一问题还有可深入探讨之处。本文主要是基于出土铭文材料所作的分析和考察，不当之处，诚请方家进行批评指正。一、西周早期，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所见周王朝经略南国政策根据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可以看到周王室为了经营和控制南国地区，采取了种种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有目标地分封诸侯国，建立自己的政治版图，完成战略布局。1.封应、许、陈、蔡、樊、黄、江、番等国于汝颖及淮河上中游地区。应国。周初，武王封其子于应。《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邗、晋、应、韩，武之穆也。”杜预注：“四国皆武王子……武王于世次为昭，故其子为穆。”[3](p459-461)《国语·郑语》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昭注：“应、蔡、随、唐，皆姬姓也。应，武王子所封。”[4](p461)应国原在山西，周昭王前后才南迁于今平顶山境内。应国地望大致包括南起澧河流域，北到汝河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心区域包括今平顶山市区、宝丰县、鲁山县、叶县、襄城县、郏县与汝州市的部分地区。[5](p5)春秋早中期之际，应国被楚国兼并，春秋晚期楚平王时，楚国又恢复了应国政权。位于今平顶山市新华区的滍阳镇正是南迁后的应国的都城所在地。从滍阳岭应国墓地的发掘情况看，应国立国较久，自西周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期。[5](p1)应国在地理上与南淮夷较近，西周王朝特意封应国于此，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将其作为成周在南方的屏障之一，应国的分封本身就带有镇压南淮夷反叛及防御其内侵的责任和义务。后来的史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详下文）。许国。姜姓，是炎帝、四岳之后，中原古族之一，始封于周武王之时，立国于今许昌市以东十五千米处，是西周初年武王克殷后为了控制汝颖地区所特意做的安排，以与商王畿故地内的“三监”相配合。周穆王时期，许国颇受王室恩宠，是汝颖地区颇有地位的诸侯之一。春秋初年，周室曾分遣王师戍守申、吕、许，以防外来势力的侵扰，说明周王朝对这些方国战略位置的看重。[6](p201-203)1979年，考古人员于禹县（今禹州市）吴湾龙山遗址墓葬M3出土簋1件，M1出土盨1件，时代在西周晚期，其铭文释文为：簋：谏作宝簋，用日飤宾。盨：谏作旅簋，其永宝用。[7]这两件器物有可能是西周晚期谏氏家族的器物，[7]禹州市在周初属于许国地界，谏氏很可能是许国贵族。陈、蔡、樊、黄、江、番等国。尚未发现西周早期的铭文材料，但在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吻合的地域内，发现了这些国家较晚时期的铭文材料。①如陈国器，有春秋早期的丧史耴簋及原氏仲簠；黄国器，有春秋早期的黄君孟器、黄夫人孟姬器及黄季佗父戈等。参见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84年第4期；河南省周口市博物馆：《周口市博物馆藏有铭青铜器》，载《考古》1988年第8期；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光山春秋黄季佗父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89年第1期。2.封谢、邓等国于南阳盆地。谢国。任姓，原在今南阳市一带，周宣王时期改封其舅申伯于南阳盆地，建立“南申”国，就是原谢国所在，而谢国则南迁至今信阳境内。传世器有1件西周中期的应侯簋，其铭文释文为：“惟正月初吉丁亥，应侯作应侯作甥谢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集成》4045）甥，外甥。[8]谢姜，即嫁至谢国的姜姓女子。应侯称其为甥，表明应侯的姐妹曾嫁于某姜姓国家，此器是应侯为外甥女谢姜出嫁谢国所做的媵器，本为传世器，出土地不详，但从铭文内容看，应该是作为谢姜的陪嫁物一起到了她的夫家谢国的，所以有可能是出自南阳地区的谢国墓葬中。邓国。1979年，襄樊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从废铜中拣选出邓公牧簋1件，[9]时代是西周晚期。其铭文释文为：“邓公牧作 簋。”（《集成》03590、03591）。邓公牧，即西周晚期的某代邓国国君。目前豫南鄂北地区尚未发现西周早期的邓国铜器，但结合周边地区的其他考古发现及出土资料，可以确定，今襄阳市西北十余公里的古邓城遗址是邓国故都所在。②参见石泉：《古邓国邓县考》，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徐少华：《周代南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先福：《古代襄阳城市变迁进程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邓国位于汉水北岸，南阳盆地南端，唐白河和汉水的冲积平原上，这里土壤肥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沟通南北，连接江淮和巴蜀的重要交通枢纽。周初封邓国于此，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也是带有军事战略意义的精心安排。[6](p18)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楚国开始崛起谋求北上时，邓国会成为楚国最先要兼并的对象了。3.在汉水下游，形成了“汉阳诸姬”与异姓国家交相杂居的局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提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3](p501)汉阳诸姬，是西周时期周王朝在汉水中下游北（东）岸所封建的姬姓小国的总称，[10](p117)数目甚众，有随、唐等。西周时期，在汉阳诸姬周围还分布着芈姓楚及濮、邓等其他异姓国家。周人在汉水流域，令汉阳诸姬与异姓国族杂居相处，一方面便于在异族的土地上建立起星罗棋布的统治据点以加强对南国各族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积极开发江汉流域。[1](p163-164)但归根到底是为了向南拓展疆土，以抢夺资源、财富和土地。汉阳诸姬数目众多，仅举两例予以说明。其一，随国。即曾国（详下文）。其二，唐国。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中所见的“唐”国，主要有两处，一为安州六器之一的中觯（《集成》06514），其铭文中有“于唐振旅”，“唐”即指唐国；一为平顶山应国墓地M257所出土的两件唐姒簋，[11]其铭文中的“唐姒”之“唐”也是指的唐国。这两处铭文中所提到的唐国即前文《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及《国语·郑语》当中所言及的姬姓唐国，在西周初期立国，是“汉阳诸姬”之一，地处今唐河县境内，春秋晚期灭于楚，立国较久。③参见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赵燕姣、李华丽：《“汉阳诸姬”之唐、沈二国考》，载《文博》2010年第6期。汉阳诸姬成为遏制楚国北上扩张的屏障。直到春秋初期楚武王时期，楚国才开始谋求北上，渐成威胁中原之势。[12]但此时，楚国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时机。4.封曾、鄂两国于随枣走廊。曾国原是一个与史无载的国家，通过考古发现才确定其存在及地望。《左传·桓公六年》载：“汉东之国，随为大。”[3](p119)曾国存在的地域，与《左传》中记载的随国地域相符合。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材料不仅确定了曾即随，还确定了曾国姬姓，是周文王之后。2011年上半年，湖北随州叶家山发掘出一批曾国墓葬，考古工作者指出，叶家山墓区是西周早期曾国墓地。[13]2011年9月，随州市东城区文峰塔墓地M1（曾侯與墓）出土曾侯與编钟10件，铭文中记载：“……曾侯與曰：余稷之玄孙。穆 敦敏，畏天之命，定均曾土……”[14]“稷”即周始祖，可以确定曾国姬姓。①参见徐少华：《论随州文峰塔一号墓的年代及其学术价值》，载《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罗运环：《新出金文与西周曾侯》，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另外，文峰塔东周墓地M21出土有随大司马 有之行戈；[15]随州枣树林墓地169号墓（曾侯宝夫人芈加墓），出土铜缶铭文有“楚王媵随仲芈加”，同时出土的编钟铭文中有“余文王之孙，穆侯元子、出邦于曾”，可知当时楚国称随国为“曾”，曾即随也，且曾侯是周文王之后。[16]曾是周王朝势力抵达随枣走廊后所新建立的侯国。鄂国在商代已经是一个重要方国，地望在今河南沁阳市。②参见董珊：《疑尊、疑卣考释》，载《中国国家博物馆》2012年第9期；田率：《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载《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于延亮：《鄂国历史概述——兼及鄂君》，载《长江文明》2016年第3期。西周时期鄂国迁至江汉地区，关于其具体地望，历来有东鄂（湖北鄂州）、③参见陈佩芬：《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西周青铜器》，载《文物》1981年第9期；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载《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曹淑琴：《噩器初探》，载《江汉考古》1993年第2期。西鄂（南阳）④参见马承源：《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载《文物》1964年第7期；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287页；徐少华：《鄂国青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载《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张昌平：《噩国与噩国铜器》，载《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等。之争。1975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曾出土一件鄂侯弟 季尊；⑤参见王少泉：《随县出土西周青铜单鋬尊》，载《江汉考古》1981年第1期；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载《考古》1984年第6期。2007年11月，随州安居羊子山墓地M4（鄂侯墓）出土鄂侯器6件，[17](p19-95)这一发现确定了西周早期鄂国地望所在——今随州市西的安居镇一带。⑥参见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载《文物》2011年11期；尹弘兵：《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载《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这一时期的鄂国经考证当为姞姓，是皇帝部族的十二姓之一。[6](p24)随枣走廊北连中原，南抵江汉，是军事要地，自然被视为周王朝在南国的重要屏障。鄂国立国于此，不仅对周王朝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也掌控着周王朝铜矿资源的运输通道。西周早期楚人的力量还未强大到能完全控制鄂东地区的铜矿资源，此时鄂国作为诸侯之长，其“金道”开通者的身份对周王朝也就十分重要了。[18]鄂国是周王朝经营南国的前线，邻近的曾国与鄂国一样，同处于这个边境线上，曾、鄂两国最初是作为戍边的军事力量存在的。在不到20千米的距离内，同时驻扎了周王朝的两支军事力量，说明了周王朝对南国防御的看重，其主要目的有两个：向南防御日渐强大的楚国；向东南防御自殷末以来就一直活跃的淮夷。[19](p1008)这种战略防御措施，成功遏制了楚国向北的扩张势头。但西周晚期，随着鄂国的覆灭，周王朝的军事防御措施失败，春秋早期，楚人开始了北上中原的步伐。（二）实施监国政策和南国“分器”举措来加强对南国地区诸侯国的管控及笼络。1.监察制度。豫南鄂北地域内出土有几件与周王朝监察制度有关的铭文铜器：其一，1981年，南阳市郊委砖瓦厂墓葬出土仲爯父器3件，其中2件簋的铭文为：“仲偁父太宰南申厥 作其皇祖考 (夷)王、监伯尊簋，用享用孝，用锡眉寿，纯佑康和，万年无疆，子=孙=永保用享。”[20]“夷王、监伯”即仲偁父的祖、父两代。夷王，周夷王燮；监伯，夷王之子、厉王的兄弟。因此，仲偁父当为周宣王的从兄弟行，[21]而“监伯”应与西周王朝实行的监国制度有关。仲偁父的父亲监伯或许担任过周王朝的监察史一类的官职。其二，2013年，随州叶家山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中，西周早期墓葬M107中出土1件簋，其铭文释文为：“（）监作尊簋。”[22]“”字，简报作者释读为“ ”，未做解释。[22]另有人以为，“ ”为“仆”之异构，可读为“濮”，即濮国，西周早期的濮国在周之南国，与曾国、楚国及蛮氏邻近。濮监簋是因赗赙或者馈赠的缘故出土于叶家山M107中，说明西周初期，濮国确实是周人所分封的国家之一。[23]“ ”字的具体含义待议，但“ 监”可以确定是职官名，与周王朝的监察制度有关。除此之外，还有与应国有关的两件铭文器物也涉及了西周王朝的监察制度。传世器有一件西周早期的应监鼎，其铭文释文为：“应监作旅。”（《集成》1975）另外，1958年江西余干县出土一件应监甗，其铭文释文为：“应监作宝尊彝。”（《集成》883）两器时代皆为西周早期，但可能并非同一人，鼎的年代稍晚，应监鼎的监官有可能是应监甗中监官的下一代继任者。[18]目前学界在铭文理解上存在的主要分歧是周王朝设“应监”是为监督应侯（应国）还是为监督殷民。①参见郭沫若：《释应监甗》，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耿铁华：《应监甗考释》，载《东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学勤：《应监甗新说》，载《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1期；何光岳：《应国略考》，载《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162—163页；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8页；徐锡台：《应、申、邓、柞等国铜器铭文考释》，载《容庚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刘正：《江西所出应国铜器铭文研究》，载《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徐中舒：《先秦史十讲》，中华书局，2009年，第81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I》，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337—338页；田率：《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载《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但不管“应监”具体含义如何，此二器与周初实施监察（监国）制度有关则无异议。仅就与豫南鄂北地区相关的铭文材料看，其时西周王朝已经实施了比较成熟完备、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这一区域内诸侯国已经被纳入到了这个监察体系内是可以肯定的。2.南国“分器”举措。豫南鄂北地区所发掘西周早期墓葬中，常出土有族徽铜器，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如随州、②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载《文物》2011年1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省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载《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42—249页。信阳、[24]驻马店、[25]平顶山，③参见平顶山市文管会、张肇武：《河南平顶山市出土西周应国铜器》，载《文物》1984年1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I》，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381页。许昌，[26]周口[27](p90，209，215-221)等地区均有出土，笔者不再一一赘述，仅以叶家山西周早期墓葬为例进行说明。叶家山墓地不同的墓葬中，出现有数量多达19种的族徽铭文。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比较复杂的文化、政治、军事背景。但学者们多认为这是周灭商“分器”的结果。[28](p242)豫南鄂北地区出土这种类型的族徽铜器的数量和种类都较多，说明这一地区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王朝对这一地区的重视。（三）采取种种军事措施对南国进行严密管控。1.建临时性军事据点。1997—1998年发掘的鹿邑县太清宫长子口墓，共出土有铭铜器49件，其中长子口器44件。[27]墓葬年代为周成王年间。出土铭文中多见“长子口”字样，“长子口”既是器主，也是墓主。“长”是氏族或国名，“子”是爵称。“长子口”的具体族属及国别不明，但长子口立国于此可能与周初平定三监后立微子于宋（距离太清宫很近）的政治形势有关。长子口可能是守护周王朝东方大门的军事据点首领。④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9—210页；韩维龙、张志清：《长子口墓的时代特征及墓主》，载《考古》2000年第9期。另外，这种军事据点不仅见于鹿邑地区。周初，在武汉黄陂鲁台山地区也设置有同样出身于长子（长）族的长子狗所建立的军事据点，且与周王室之间存在联姻关系。①参见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载《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9页。长子（长）族应是活跃在殷商时候的古老部族，势力较强，在商亡后归顺了周王朝，被分而治之，分别安置在两处比较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发挥军事据点的作用，从出土铭文只有一代及长子（长）国不见于文献记载来判断，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个据点的设立时间都不久，更像是周王朝一种应急性的措施，而不是一种正式的分封，明显与周王朝分封或徙封申、吕、曾、鄂、应等国不同。2.进行“省南国”“伐反虎方”“大省公族”等一系列军事活动。北宋重和戊戌年间（1118年），安州孝感县地区（今孝感市），出土有“安州六器”，包括方鼎3、圆鼎1、觯1、甗1。[29]其铭文中有大量内容，反映了西周早期周王朝苦心经略、管控南国的史实，如：中方鼎一：“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贶?土。”（《集成》02785）“王”是周昭王，“寒”是地名，“次”是驻扎，“?土”是赏赐土地给“中”作采邑之义，地点是在孝感一带。[30](p199)中方鼎二、三：“伐反虎方、省南国、贯行、埶王。”（《集成》02751、02752）“虎方”可能即为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徐方”；②参见朱玉龙：《徐史论述》，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2期；樊森、黄劲伟：《西周早期“南公”家族世系探略》，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贯行”，意谓打通行道；[31](p29)“埶王”，“”可释为“位”，是王的临时居所或行帐，“埶王 ”可以理解为建立王的临时居所或行帐。③参见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载《古文字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82—85页；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9页。中甗：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埶 在曾，令中使小大邦。（《集成》00949）这段铭文的大意是周欲伐虎方，先派遣“中”（王室大臣）前往南国为周王打通行道，在“曾”地安置王的行帐。同时令中出使沿途“小大邦”，为王的出行扫清障碍。根据铭文可知，“中”的行程到达了方、邓、洀、鄝、鄂等地。“方”即方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一带；“邓”，即位于南阳盆地南部的古邓国；“洀”，读为“泛”，水名，入汉水处在今襄阳市西部与谷城间；鄝即河南唐河的己姓鄝国；[31](p32-33)鄂即随州安居羊子山所发现之鄂国。中觯：“王大省公族，于 （唐）振旅。王赐中马，自 侯……”（《集成》06514）“省”，巡守，省视四方；“公族”，诸侯的同族；“大省公族”，意为省察公族；“振旅”，得胜归来，整齐队伍；[32](p82-85)“唐”即唐国，在随州北。[31](p31)“王大省公族，于唐振旅”，即王出兵取胜后，在唐国境内治兵，省视同族的诸侯。“ ”，即厉国，随州叶家山曾侯墓地的发现使得其地望得到确认，西周时其地在今随州北。[33]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及《史记·周本纪》等文献记载，周昭王时，王师曾深入江汉，征伐荆楚。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其年，王南巡不返”；“昭王南征而不复”。[1](p164-165)“南巡”即“南征”。学界多以为安州六器所载史实与昭王南征有关。④参见黄益飞：《金文所见“”与西周政治统治》，载《考古》2016年第9期；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4页。昭王时期的南征，曾一度遏制楚国北向的步伐。[19](p1008)昭王早期经过“贯行”“埶 ”等战略措施，使南国的局势基本得以稳定，昭王晚期则有南征荆楚之役，但南征的失败则使西周南国开始沦丧。[34]从安州六器铭文看，虽然周王朝还需要去“伐虎方”，但整体而言，西周早期时，南国诸族大多已接受周王朝的统治，南国地区的局势已经基本稳定，周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经略是富有成效的。没有南国地区诸政权的支持与配合，“在寒次”“?土”“省南国”“贯行”“设 ”“大省公族”“振旅”等举措是无法顺利施行的。二、西周中后期，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所见西周王朝经略南国政策（一）与南淮夷之间爆发了频繁、剧烈的军事冲突，重视应国的军事地位。南淮夷，即居处成周以南、淮水之上的南淮夷部族集团。由共祖少皋、因受到周王朝大规模征讨而开始联合起来反抗周王朝统治的赢、堰两大姓氏部族组成。从西周中期周穆王时的大批铜铭资料看，当时的西周王朝与南淮夷诸部族集团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常处于剑拔弩张之势。[12]南淮夷的反抗，终西周一朝都未能平息。[12]周王朝与南淮夷双方多次爆发剧烈的军事冲突。[35]鄂国的覆灭即与此有关。可以说，西周中后期，抵御并打击南淮夷是周王朝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铭文中也有与这一段史实相关的内容。1986—2004年，平顶山市新华区薛庄乡北滍村滍阳岭应国墓地M95出土铭文中有“公作敔鼎/簋”的记载，简报作者以为“公”指应国国君“应公”，“敔”是应公私名；根据出土铭文可以判定，这是西周晚期（厉王）时的应侯敔之墓。[36]传世器有十月敔簋（《集成》04323）及禹鼎（《大系》图14），其铭文中兼有“武公”之名，学界公认武公、禹及敔同为西周晚期周厉王时的重臣。“公作敔”器中的“公”是武公（敔的上司）的可能性很大，“敔”和十月敔簋的器主同名，极可能是同一个人。根据铭文可知，敔在周厉王时期参与了对南淮夷的征讨，是主将之一，不仅因此受到了周厉王的赏赐，而且还被上司武公以鼎、簋等礼物相赠。敔能立战功并因此受赏，皆因应国作为西周王朝的南方屏障之一，本就有防御、镇抚南淮夷的反叛及内侵的责任和义务，加之其在地理上与周边敌人（南淮夷等）相距较近，易于出兵之故。①参见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王龙正：《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年代、墓主及相关问题》，载《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另外，传世器中有1件应侯见工簋，其盖铭为：“唯正月初吉丁亥，王若曰：‘应侯见工，伐淮南夷毛（苗）！敢搏厥众龟，敢加兴作戎，广伐南国。’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苗，休克；践伐南夷衰，俘戈。余弗敢且，余用作朕王姑 （单）姬尊簋，姑氏用赐眉寿永命，子=孙=永宝用享。”[37](p39)可知应侯见工也参与了伐南淮夷的战争。应侯见工诸器的时代是西周中晚期之际，②参见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器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93—94页；王世民：《应侯见工钟的组合与年代》，载保利藏金（续）编辑委员会编：《保利藏金》（续），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56—257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应国墓地》，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762页；李学勤：《论应侯视工诸器的时代》，载李学勤编：《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52—257页。应侯敔可能是应侯见工的孙子，或者至少是见工的次子。[5](p728-729)应侯见工、应侯敔都参与了周王朝征伐南淮夷的战争，且受到了周王的赏赐。如前文所述，这与周王朝分封应国于此的初衷相符合。应国在地理上与南淮夷较近，易于出兵；在受封立国于今平顶山一带后，应国就一直担负着保卫成周洛邑的艰巨任务，抵御逐渐强大起来的楚国与南淮夷的北侵是应国在整个西周时期一直坚定承担的军事重任，但进入东周以后，周王室渐趋衰弱，而楚国则渐渐强大，应国同申、吕一样，最终成了楚军北上过程中的牺牲品。[5](p873)这点在应国墓地及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反映。（二）调整曾国战略位置布局的同时，覆亡随州之鄂；徙封鄂国至南阳盆地，并新封养国于南阳盆地内。根据考古发现可知，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曾国的国祚从未断绝过，且其中心区域有一个明显的变迁过程。[38]说明曾国立国较久，且在不停地随着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而调整着自己的战略布局。作为周王朝分封的同姓国，曾国的这种发展变化，没有周王朝的默许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与其相反的则是鄂国早早覆亡的命运。如前文所述，西周早期的鄂国在今随州地区，传世器禹鼎及鄂侯驭方鼎铭文记载：“……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鄂侯驭方，无遗寿幼。’……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③参见郭沫若：《禹鼎跋》，载《光明日报》，1951年7月7日；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陈佩芬：《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西周青铜器》，载《文物》1981年第9期。从铭文中可以看出，鄂侯驭方联合南淮夷、东夷反叛了西周王朝，因此激起了周天子的愤怒，后者下达了伐灭鄂国，“无遗寿幼”的命令。传统看法认为，鄂国因此覆灭，时间大概在西周中晚期之际。[39]2012年南阳夏饷铺鄂国贵族墓地的发掘，改变了这一传统看法。从夏饷铺鄂国墓地的发掘情况及出土资料来看，该墓地至少埋葬有四代鄂侯。其中时代最早的鄂侯、鄂侯夫人鄂姜墓，其相对年代可追溯到西周晚期。[40]这也证明了西周晚期鄂国依然存在，文献记载中周宣王改封申、吕两国于南阳盆地或许也与鄂国的复立有关。鄂国于西周中晚期被周王室灭掉，为填补鄂国覆灭后周王朝屏藩南国的需要，西周晚期，周宣王封两个舅父在南阳为申、吕之国。或许也于此时，周王朝新封鄂国于南阳盆地内以就近管控。夏饷铺所发现的这个鄂国可能即清华简《系年》中所提到的“小鄂”，后世称“西鄂”。[41]从夏饷铺鄂国墓M19出土的鄂侯壶铭文“鄂侯作孟姬媵壶”看，[42]南阳之鄂很可能是姬姓，与湖北羊子山之鄂并非同一回事。1964年河南桐柏月河乡左庄出土有西周晚期的养伯庸器，[43]另外，桐柏月河一号墓是春秋晚期的养国国君墓。[44]这些发现，证明了在桐柏月河地区存在着一个养国。同曾国一样，养国是一个于史无载的国家，是通过考古发现才确定其存在及地望的。夏饷铺鄂国贵族墓地春秋早期墓葬M1内也出土有养国器物。[45]养国地望在南阳桐柏一带，与鄂国相邻，双方之间睦邻友好是很有可能的。墓中出土养国器物，很大可能是因赗赙或者馈赠的缘故。从时间上看，养国的建立很有可能与申、吕一样，是周王朝为了增强南阳盆地的屏藩作用而新封的国家。（三）宣王亡“南国之师”，徙封申、吕到南阳盆地。《史记·楚世家》记录了楚人兴兵至于鄂，占据鄂地封王建邦的史实：“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46](p2031)西周中后期，周王室开始衰微，引得四夷交侵。此时南方的楚国也日渐崛起，成为周王室的心腹大患。周王朝覆灭鄂国后，虽暂时制止了南淮夷的内侵，却因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而造成了南阳盆地北部原鄂国一带的势力空虚，给了正在南阳盆地西部兴起的楚人以可乘之机，楚乘虚而入，据有鄂地，破坏了周王朝对抗楚国和南淮夷的一道重要防线。至宣王中兴，开始励精图治，却因四面用兵而导致王朝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史记·周本纪》载：“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唐固曰：“南国，南阳也。”[46](p184)“南国之师”即“南阳之师”，谢国是“南国之师”的兵力来源之一，谢国势力因此受到了严重削弱。[6](p49-50)南迁申、吕正是宣王基于以上两大原因而采取的加强对于南阳盆地及其北境控制力的补救措施，以填补鄂国灭亡之后的空虚局面，同时力图恢复对楚国和南淮夷的控制力，捍卫周王朝的东南门户。[39]《诗经·大雅·崧高》讲述了周宣王改封申国于谢，以控制南方的史事。[47](p439-440)申为姜姓古国，西周晚期以前位于西土，西周宣王时期，改封于南阳盆地，以填补因鄂国灭亡而形成的空白地带，保南国安宁。1981年，南阳市郊委砖瓦厂墓葬出土仲偁父器3件，其铭文中有“南申伯太宰仲偁父厥……”的记载。[20]南申伯，即《诗经·大雅·崧高》篇里面的申伯（周宣王之舅），[21]铭文证明了西周晚期的申国确实是在南阳地区。西周晚期的吕国器物则尚未发现，但南阳淅川下寺春秋墓葬出土有“吕王之孙”钟，[48](p259-286)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西周晚期的吕国是在南阳地区。三、结语综上，根据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周不同时期，周王朝经略南国的面貌有所不同。西周早期，周人经略南国的重点放在抢占战略要地上，重视建立血缘政治集团，在汝颖淮地区、南阳盆地及随枣走廊、汉水流域内建立起了以应国、曾国为代表的核心力量为主，汉阳诸姬与异姓诸侯国交错为辅的政治版图，同时施行建立诸如鹿邑长氏这样的军事据点、设监于各地、分器、巡省南国、贯行、设 、南征、伐反虎方等各种军事、监察方面的制度。在重视武力手段的同时，进行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的尝试。前期这些措施较有成效，周王朝得以在汝颖淮地区及南阳盆地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但对随枣走廊及汉水流域的掌控则稍逊一筹，这是周王朝向南拓展领土、抢夺资源的不安定因素。昭王力图彻底掌控汉淮间地区，却以南征失败而告终。从长远看，相较其他国家，汝颖地区的应国及汉水流域的曾国两个国家在周王朝的战略布局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一方面可能与这两个国家的始封君的身份有关，说明了血缘政治集团对于维系藩属国政治、军事忠诚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与西周王朝在人力、物力、武力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这两个国家的资源付出有所倾斜及管控力度相对更强有关。西周中后期，周人经略南国的重点在加强汝淮颖地区及南阳盆地的防御力量，建立对楚国和南淮夷的防控区域上。这一时期，南国的东部区域也就是淮水流域，因是淮夷各邦的聚居区，而成了周王朝以武力手段强制掠夺其重要经济、人力资源之所在，因而激起了南淮夷的反叛之心。整个西周中晚期，周王朝与南淮夷之间多次发生战争摩擦，但终西周之世，周王朝始终未能实现对这一地域（淮夷聚居区）的常规化的、有效的行政管理。[2]南淮夷与日渐崛起的楚国一起，成了威胁周王朝在南国地区统治的两大因素。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王朝对南国地区的早期经营与掌控成果没有得到巩固和强化，对于南国地区的管控能力逐渐减弱，甚至逐渐失去了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南淮夷及鄂国的反叛、楚国的不臣行为都是明证。周王朝在南国的东南区域受挫后，选择了固守汝颖地区及南阳盆地的策略。终西周一世，周王朝对南国地区的苦心经略，产生了以下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影响了后来中国国家政局的发展。周王朝的经略使南阳盆地、淮汝颖地区成为众多姬姓、姜姓及与周王朝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和联姻关系的异姓诸侯的集中分布区，政治地位高；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人口、城邑都较多；对后来的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两周及秦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南阳盆地及淮河上中游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地位和作用都很重要。比如，春秋时期楚国一意向北、向东发展，而在南方却少有进展，除了一定的政治因素之外，争夺，利用南阳盆地、汝淮颖地区原有进步的经济，文化基础，以便为楚国的更快发展提供人力、物力上的保障，当是其中最主要动因之一。这一地区成了春秋时期楚国不惜一切阻力和代价也要夺取的地域。[6](p308-309)这也是楚国国力快速发展壮大及楚文化能够后来者居上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国家政治走向。南国境内地域辽阔，政治面貌复杂，地理位置优越，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仅仅依靠血缘纽带或者武力手段，无法实现对于这一地区的完全驾驭及长久统治，需要探索的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西周王朝在经略南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过度依赖地缘政治和血缘政治的缺点，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了缺失，西周王朝往往不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这会给强大起来的异姓诸侯以可乘之机，导致南国地区表面的和平及统一局面无法维系，甚至会引发一系列不良连锁反应，削弱周王朝的统治力和权威性。这是南国地区以荆楚国家和南淮夷诸邦为代表的非血缘政治集团叛服无常的最主要原因。说明西周王朝的国家结构在制度建构上出现了严重缺陷，以至于西周王朝无法对作为独立政治实体存在的异姓国实行有效的约束和治理。西周王朝所采取的国家结构形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需要，注定要被淘汰。[41]西周王朝经略南国地区的成败得失，对后来的继任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启发，为他们提供了摸索长效管理机制的方向和改良的范本。东周时期楚国在这一区域内率先实行县制，进行新兴制度创建，后世秦汉王朝施行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都可视为是对西周王朝所实施的经略南国政策的补充和改良。总之，西周时期，豫南鄂北地区属于周王朝的南国区域范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都十分重要；周王朝为了经略南国，采取了诸多措施，为南国地区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政局及政治走向。楚国其后的一系列举措都与西周王朝在此之前对这一地区的苦心经营有关。南国地区诸国之后相继被楚国合并，在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为其后秦汉时期的政治大一统及经济文化双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豫南鄂北地区因此在两周至秦汉的历史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参考文献：[1]周书灿.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2]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J].历史研究，2013，（4）.[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6.[4]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I[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6]徐少华.周代南国历史地理与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禹县文管会.禹县吴湾西周晚期墓葬清理简报[J].中原文物，1988，（3）.[8]张亚初.金文所见某生考[J].考古与文物，1983，（5）.[9]襄樊市文物管理处.湖北襄樊拣选的商周青铜器[J].文物，1982，（9）.[10]石泉.楚国历史文化辞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等.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57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15，（3）.[12]陈荣军.新出金文与鄂国历史地理问题探析[J].中华文化论坛，2016，（4）.[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4）M10、M13、M22 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6，（5）.[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候與墓）、M2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4，（4）.[15]黄凤春，胡刚，等.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J].考古，2014，（7）.[16]李韵.随州又现曾侯墓明确身份的曾侯又增两位[N].光明日报，2019-08-07（9）.[17]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8]田率.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J].江汉考古，2015，（1）.[19]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8.[20]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J].中原文物，1984，（4）.[21]李学勤.论仲爯父簠与申国[J].中原文物，1984，（4）.[2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6，（3）.[23]黄锦前.叶家山M107所出濮监簋及相关问题[J].四川文物，2017，（2）.[24]信阳地区文管会，信阳县文管会.河南信阳县浉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铜器群[J].考古，1989，（1）.[2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河南上蔡出土的一批铜器[J].文物参考资料，1957，（11）.[26]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襄县西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7，（8）.[2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2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9]杜勇.安州六器与麦氏四器年代考辩[J].管子学刊，2001，（4）.[30]李学勤.中方鼎与周易[A].《文物研究》编辑部.文物研究：第6辑[C].合肥：黄山书社，1990.[31]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32]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A]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华书局编辑部.古文字研究：第2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1.[33]李学勤，李伯谦，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J].文物，2011，（11）.[34]黄益飞.金文所见“ ”与西周政治统治[J].考古，2016，（9）.[35]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J].江汉考古，1983，（3）.[3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的发掘[J].华夏考古，1992，（3）.[37]周亚，马金洪，等.应侯簋[A].首阳斋.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8]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发现与曾国地域[J].文物，2008，（2）.[39]徐少华.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J].考古与文物，1994，（2）.[40]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贵族墓地M5、M6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20，（1）.[41]杜勇.新出金文与鄂国史地问题考辨[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2]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9、M20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9，（4）.[43]王儒林.河南桐柏发现周代铜器[J].考古，1965，（7）.[44]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桐柏县文管办.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97，（4）.[45]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贵族墓地M1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9，（4）.[4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47]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4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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