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所见西周王朝经略南国考(5)

1.建临时性军事据点。

1997—1998年发掘的鹿邑县太清宫长子口墓，共出土有铭铜器49件，其中长子口器44件。[27]墓葬年代为周成王年间。出土铭文中多见“长子口”字样，“长子口”既是器主，也是墓主。“长”是氏族或国名，“子”是爵称。“长子口”的具体族属及国别不明，但长子口立国于此可能与周初平定三监后立微子于宋（距离太清宫很近）的政治形势有关。长子口可能是守护周王朝东方大门的军事据点首领。④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9—210页；韩维龙、张志清：《长子口墓的时代特征及墓主》，载《考古》2000年第9期。

另外，这种军事据点不仅见于鹿邑地区。周初，在武汉黄陂鲁台山地区也设置有同样出身于长子（长）族的长子狗所建立的军事据点，且与周王室之间存在联姻关系。①参见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载《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9页。长子（长）族应是活跃在殷商时候的古老部族，势力较强，在商亡后归顺了周王朝，被分而治之，分别安置在两处比较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发挥军事据点的作用，从出土铭文只有一代及长子（长）国不见于文献记载来判断，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个据点的设立时间都不久，更像是周王朝一种应急性的措施，而不是一种正式的分封，明显与周王朝分封或徙封申、吕、曾、鄂、应等国不同。

2.进行“省南国”“伐反虎方”“大省公族”等一系列军事活动。

北宋重和戊戌年间（1118年），安州孝感县地区（今孝感市），出土有“安州六器”，包括方鼎3、圆鼎1、觯1、甗1。[29]其铭文中有大量内容，反映了西周早期周王朝苦心经略、管控南国的史实，如：

中方鼎一：“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贶?土。”（《集成》02785）“王”是周昭王，“寒”是地名，“次”是驻扎，“?土”是赏赐土地给“中”作采邑之义，地点是在孝感一带。[30](p199)

中方鼎二、三：“伐反虎方、省南国、贯行、埶王

。”（《集成》02751、02752）“虎方”可能即为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徐方”；②参见朱玉龙：《徐史论述》，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2期；樊森、黄劲伟：《西周早期“南公”家族世系探略》，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贯行”，意谓打通行道；[31](p29)“埶王”，“”可释为“位”，是王的临时居所或行帐，“埶王 ”可以理解为建立王的临时居所或行帐。③参见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载《古文字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82—85页；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9页。

中甗：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埶 在曾，令中使小大邦。（《集成》00949）这段铭文的大意是周欲伐虎方，先派遣“中”（王室大臣）前往南国为周王打通行道，在“曾”地安置王的行帐。同时令中出使沿途“小大邦”，为王的出行扫清障碍。根据铭文可知，“中”的行程到达了方、邓、洀、鄝、鄂等地。“方”即方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一带；“邓”，即位于南阳盆地南部的古邓国；“洀”，读为“泛”，水名，入汉水处在今襄阳市西部与谷城间；鄝即河南唐河的己姓鄝国；[31](p32-33)鄂即随州安居羊子山所发现之鄂国。

中觯：“王大省公族，于 （唐）振旅。王赐中马，自 侯……”（《集成》06514）“省”，巡守，省视四方；“公族”，诸侯的同族；“大省公族”，意为省察公族；“振旅”，得胜归来，整齐队伍；[32](p82-85)“唐”即唐国，在随州北。[31](p31)“王大省公族，于唐振旅”，即王出兵取胜后，在唐国境内治兵，省视同族的诸侯。“ ”，即厉国，随州叶家山曾侯墓地的发现使得其地望得到确认，西周时其地在今随州北。[33]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及《史记·周本纪》等文献记载，周昭王时，王师曾深入江汉，征伐荆楚。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其年，王南巡不返”；“昭王南征而不复”。[1](p164-165)“南巡”即“南征”。学界多以为安州六器所载史实与昭王南征有关。④参见黄益飞：《金文所见“”与西周政治统治》，载《考古》2016年第9期；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4页。昭王时期的南征，曾一度遏制楚国北向的步伐。[19](p1008)昭王早期经过“贯行”“埶 ”等战略措施，使南国的局势基本得以稳定，昭王晚期则有南征荆楚之役，但南征的失败则使西周南国开始沦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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