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所见西周王朝经略南国考

西周王朝的南国，泛指西周王朝疆域中心以南的全部疆土。[1](p146)豫南鄂北地区为紧密相邻的两个区域，西周时期这一地区属于南国范畴，不属于周人之国土，大体上可以被认为是西周王国的附属区，是西周早期周王朝经营的重点之一。[2]根据传世文献可知，西周王朝在南国地区内建立了大量政权。如，《左传·昭公九年》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3](p1450)《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4](p46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豫南鄂北地区先后出土了大量铭文，可以作为周王朝经营南国史实的佐证和补充。但目前学界对这些铭文的研究，或是进行最基础的文字考释及铭文疏证；或是对铭文中的人物身份进行考订，对有铭铜器的国别和年代进行甄别，对出土铭文的墓葬的年代和族属进行判定；①如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载《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韩维龙、张志清：《长子口墓的时代特征及墓主》，载《考古》2000年第9期；李学勤：《长子、中子与别子》，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杨肇清：《长国考》，载《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载《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载《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杨升南：《商代的长族——兼说鹿邑“长子口”大墓的墓主》，载《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王恩田：《鹿邑微子墓补证：兼释相侯与子口寻（腯）》，载《中原文物》2006年第6期；尹夏清、尹盛平：《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墓主研究综述》，载《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吴婉莉：《记新发现的几件西周铜器》，载《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4期。或是按照现有行政区域或者一定的时代范围进行铭文的分区、分域、断代研究；①如徐世权：《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的国名考察》，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申青云：《河南出土战国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刘秋瑞：《河南所出战国文字辑考》，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詹金明：《豫南地区出土商周方国铜器铭文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孙丽君：《汉水流域出土春秋方国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马超：《春秋时期淮上方国金文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或是围绕某个诸侯国进行专案研究；②如徐少华：《吕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疑》，载《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王蕴智、陈淑娟：《应国有铭青铜器的初步考察》，载《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金荣权：《周代番国青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论考》，载《华夏考古》2014年第2期。或是对铭文中涉及的相关国家的起源、族姓、地望、文化、历史地理变迁等问题进行研究解析；③如李学勤：《论仲偁父簠与申国》，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徐少华：《周代南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金荣权：《养国青铜器与养国历史考察》，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2期；赵燕姣、谢伟峰：《仲爯父簋铭与申国迁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期；徐少华：《“平王走(奔)西申”及相关史地考论》，载《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对出土铭文所反映的周王朝经略南国政策方面的探讨虽然也有，④如徐少华：《周代南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周书灿：《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但整体上看则较少，且还存在着因发表年代较早而未能完全吸纳后出土考古资料的缺憾，所以关于这一问题还有可深入探讨之处。本文主要是基于出土铭文材料所作的分析和考察，不当之处，诚请方家进行批评指正。

一、西周早期，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所见周王朝经略南国政策

根据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可以看到周王室为了经营和控制南国地区，采取了种种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有目标地分封诸侯国，建立自己的政治版图，完成战略布局。

1.封应、许、陈、蔡、樊、黄、江、番等国于汝颖及淮河上中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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