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所见西周王朝经略南国考(6)

从安州六器铭文看，虽然周王朝还需要去“伐虎方”，但整体而言，西周早期时，南国诸族大多已接受周王朝的统治，南国地区的局势已经基本稳定，周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经略是富有成效的。没有南国地区诸政权的支持与配合，“在寒次”“?土”“省南国”“贯行”“设 ”“大省公族”“振旅”等举措是无法顺利施行的。

二、西周中后期，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所见西周王朝经略南国政策

（一）与南淮夷之间爆发了频繁、剧烈的军事冲突，重视应国的军事地位。

南淮夷，即居处成周以南、淮水之上的南淮夷部族集团。由共祖少皋、因受到周王朝大规模征讨而开始联合起来反抗周王朝统治的赢、堰两大姓氏部族组成。从西周中期周穆王时的大批铜铭资料看，当时的西周王朝与南淮夷诸部族集团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常处于剑拔弩张之势。[12]

南淮夷的反抗，终西周一朝都未能平息。[12]周王朝与南淮夷双方多次爆发剧烈的军事冲突。[35]鄂国的覆灭即与此有关。可以说，西周中后期，抵御并打击南淮夷是周王朝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铭文中也有与这一段史实相关的内容。

1986—2004年，平顶山市新华区薛庄乡北滍村滍阳岭应国墓地M95出土铭文中有“公作敔鼎/簋”的记载，简报作者以为“公”指应国国君“应公”，“敔”是应公私名；根据出土铭文可以判定，这是西周晚期（厉王）时的应侯敔之墓。[36]

传世器有十月敔簋（《集成》04323）及禹鼎（《大系》图14），其铭文中兼有“武公”之名，学界公认武公、禹及敔同为西周晚期周厉王时的重臣。“公作敔”器中的“公”是武公（敔的上司）的可能性很大，“敔”和十月敔簋的器主同名，极可能是同一个人。根据铭文可知，敔在周厉王时期参与了对南淮夷的征讨，是主将之一，不仅因此受到了周厉王的赏赐，而且还被上司武公以鼎、簋等礼物相赠。敔能立战功并因此受赏，皆因应国作为西周王朝的南方屏障之一，本就有防御、镇抚南淮夷的反叛及内侵的责任和义务，加之其在地理上与周边敌人（南淮夷等）相距较近，易于出兵之故。①参见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王龙正：《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年代、墓主及相关问题》，载《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

另外，传世器中有1件应侯见工簋，其盖铭为：“唯正月初吉丁亥，王若曰：‘应侯见工，伐淮南夷毛（苗）！敢搏厥众龟，敢加兴作戎，广伐南国。’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苗，休克；践伐南夷衰，俘戈。余弗敢且，余用作朕王姑 （单）姬尊簋，姑氏用赐眉寿永命，子=孙=永宝用享。”[37](p39)可知应侯见工也参与了伐南淮夷的战争。

应侯见工诸器的时代是西周中晚期之际，②参见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器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93—94页；王世民：《应侯见工钟的组合与年代》，载保利藏金（续）编辑委员会编：《保利藏金》（续），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56—257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应国墓地》，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762页；李学勤：《论应侯视工诸器的时代》，载李学勤编：《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52—257页。应侯敔可能是应侯见工的孙子，或者至少是见工的次子。[5](p728-729)应侯见工、应侯敔都参与了周王朝征伐南淮夷的战争，且受到了周王的赏赐。如前文所述，这与周王朝分封应国于此的初衷相符合。应国在地理上与南淮夷较近，易于出兵；在受封立国于今平顶山一带后，应国就一直担负着保卫成周洛邑的艰巨任务，抵御逐渐强大起来的楚国与南淮夷的北侵是应国在整个西周时期一直坚定承担的军事重任，但进入东周以后，周王室渐趋衰弱，而楚国则渐渐强大，应国同申、吕一样，最终成了楚军北上过程中的牺牲品。[5](p873)这点在应国墓地及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反映。

（二）调整曾国战略位置布局的同时，覆亡随州之鄂；徙封鄂国至南阳盆地，并新封养国于南阳盆地内。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曾国的国祚从未断绝过，且其中心区域有一个明显的变迁过程。[38]说明曾国立国较久，且在不停地随着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而调整着自己的战略布局。作为周王朝分封的同姓国，曾国的这种发展变化，没有周王朝的默许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与其相反的则是鄂国早早覆亡的命运。如前文所述，西周早期的鄂国在今随州地区，传世器禹鼎及鄂侯驭方鼎铭文记载：“……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鄂侯驭方，无遗寿幼。’……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③参见郭沫若：《禹鼎跋》，载《光明日报》，1951年7月7日；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陈佩芬：《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西周青铜器》，载《文物》1981年第9期。从铭文中可以看出，鄂侯驭方联合南淮夷、东夷反叛了西周王朝，因此激起了周天子的愤怒，后者下达了伐灭鄂国，“无遗寿幼”的命令。传统看法认为，鄂国因此覆灭，时间大概在西周中晚期之际。[39]2012年南阳夏饷铺鄂国贵族墓地的发掘，改变了这一传统看法。从夏饷铺鄂国墓地的发掘情况及出土资料来看，该墓地至少埋葬有四代鄂侯。其中时代最早的鄂侯、鄂侯夫人鄂姜墓，其相对年代可追溯到西周晚期。[40]这也证明了西周晚期鄂国依然存在，文献记载中周宣王改封申、吕两国于南阳盆地或许也与鄂国的复立有关。鄂国于西周中晚期被周王室灭掉，为填补鄂国覆灭后周王朝屏藩南国的需要，西周晚期，周宣王封两个舅父在南阳为申、吕之国。或许也于此时，周王朝新封鄂国于南阳盆地内以就近管控。夏饷铺所发现的这个鄂国可能即清华简《系年》中所提到的“小鄂”，后世称“西鄂”。[41]从夏饷铺鄂国墓M19出土的鄂侯壶铭文“鄂侯作孟姬媵壶”看，[42]南阳之鄂很可能是姬姓，与湖北羊子山之鄂并非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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